紀念币發行的“普惠”導向值得點贊

公衆的參與熱情說明了對紀念币發行的關注。紀念币是具有特定主題的限量發行的人民币，央行發行紀念币的曆史由來已久，僅賀歲币就已發行了十餘年，而值得關注的是，近來，央行對普通紀念币發行過程進行了一定調整，更加公開和透明，更好地滿足了公衆的知情權和參與熱情。

從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币開始，央行推出了預約兌換的方式，先是部分省份試點，其後發行的航天紀念币、紀念鈔則普遍推行預約兌換方式（包括網絡預約和現場預約），同時保留現場兌換方式，此次2016賀歲紀念币也延續這一做法。此外，這幾次紀念币的發行量與以往相比均有較大增加，滿足了更多人的收藏需求。筆者認為，這些調整的背後，體現了央行對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和公衆心理變化的準确把握，在紀念币發行上體現了“普惠”導向，值得點贊。

普通紀念币是我國法定貨币，根據《人民币管理條例》和央行相關規定，流通人民币禁止非法買賣，普通紀念币由商業銀行在其營業窗口向公衆按面值等值兌換。但由于紀念币限量發行的特性，使其具有一定升值空間，并形成特定的供需市場。很少有人把等值兌換的紀念币當作普通人民币去花，而在收藏市場上，一些紀念币品種被人為炒作，價格畸高，存在一定非理性因素。發行普通紀念币的宗旨本是弘揚民族文化，宣傳愛國主義，紀念我國經濟社會建設偉大成就等，但如果總是将紀念币當作炒作品、投資品來牟利，則背離了這樣的初衷。央行對普通紀念币發行方式的調整，能夠讓更多普通百姓通過公開透明的渠道等值兌換到紀念币，還原其收藏與紀念的本來定位。

普通紀念币的發行新模式體現了公開透明。發行前，央行通過官網和媒體對發行時間、兌換網點和數量進行公示;發行期間，承擔兌換任務的商業銀行在官網對每個網點的兌換數量和剩餘數量進行公示；發行結束後，央行分支機構還在網站對尾零處置情況進行公示。如果說發行紀念币也是一種權力，那麼，央行已主動把這個權力放進了制度籠子，使其規範運行。

普通紀念币的發行新模式體現了公平公正。既然是紀念币，就要限量發行，不可能像普通鈔票那樣無限供應，這種供不應求的情況使紀念币在事實上成為稀缺資源。對于稀缺資源的分配，難以絕對公平，但通過等值兌換、實名兌換、預約兌換、現場兌換這些措施，可努力達到相對公平。等值兌換，避免了“價高者得”；實名兌換，每人限額，避免了無限度的“先到先得”；網絡預約，設置同一個起跑線，确保了“形式公平”；保留現場兌換，則又照顧到偏遠地區及老年人等不具備上網條件的群體，做到“實質公平”。這些措施達到的效果是，盡管目前最大5億枚的發行量仍無法保證全國人民都能兌換到，但是，在公平公正方面已經達到了最大公約數。

普通紀念币的發行新模式體現了普惠理念。“抗戰币”和“賀歲币”發行量都達到5億枚，大大超過以往，相信這背後也有央行審慎的考量。一方面，随着經濟社會發展，群衆對紀念币兌換收藏的需求顯著增加，曾有老銀行員工說，在上世紀80年代紀念币發行初期，很多人并不願兌換，覺得占用現金，沒有用處。這是時代的鮮明寫照，在溫飽剛剛滿足的年代，自然沒有閑錢去投資或收藏紀念币，而如今群衆對紀念币的熱衷，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道路上的一個縮影。另一方面，近年來一些收藏者對紀念币進行囤積炒作牟利，普通百姓反倒不太容易兌換得到，這就背離了紀念币發行的本來意義。紀念币，多是紀念國家的大事、喜事，應當全民參與、全民共享才更有紀念意義，發行量的增加，也有遏制炒作的效果，能夠讓更多百姓兌換和收藏紀念币，是“普惠金融”理念在紀念币發行中的體現。

普通紀念币的發行新模式也體現了改革新風。紀念币發行規模龐大，數以億計，在人們對銀行排隊問題多有诟病的情況下，如果還按照以往那樣全部現場排隊兌換的辦法，則會給基層網點帶來較大壓力。而最近的幾次發行，順應“互聯網+”思維，推出網絡預約方式，并增加兌換網點和兌換次數，避免了公衆長時間聚集等候，為銀行和群衆都減少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也體現出“讓信息多跑路、讓群衆少跑腿”的改革新風。

來源：金融時報　李庶民